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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转型总结为三个主要阶段,探讨了衰败、异化两类乡村蜕变形式,并对当前政府推动的乡村建设实践进行了剖析。文章通过中西之间的对比,认为当前中国乡村的发展面临着压缩城镇化与乡村转型的双重背景,西方乡村转型背景下的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在中国语境下同等重要。基于此,文章超越了简单线性的乡村转型和当前乡村建设实践,提出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乡村复兴”概念,从内外两方面界定了其基本内涵。文章进而指出,乡村的复兴应该在产业、资本、管治、文化等方面具备多元的形式。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指出了乡村发展与城镇化的重大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乡村之于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乡村?与此同时,长期的城市中心论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乡村的发展与规划未曾真正从乡村主体的角度进行整体性的考量。在这样的学科背景下,中国的城乡规划应当树立怎样的研究立场?如何去研究和规划我们的乡村?基于以上两个设问,本文力图超越国内近些年来简单的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活动,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乡村转型,提出全面的“乡村复兴”概念。

    1、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演变视角下的乡村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在农业生产、土地利用还是农民生活等方面,中国乡村都经历了一个剧烈变动的转型过程。在城镇化与工业化所定义的现代化语境下,城乡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中国乡村的发展总体而言呈现出一个不断追赶城市的线性转型逻辑。近些年来随着以城带乡机制的逐渐建立,乡村才逐渐显现出其本源价值。在这一视角下,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乡村发展的脉络分为下文所述的三层逐渐递进阶段,国家与地方一系列乡村政策的出台也印证了这样的一个基本走向。当然,这样的划分只是为了清晰地展示中国乡村转型的总体脉络,并不能与全国各地的具体实践完全重合。此外,与乡村发展的转型脉络对比,表中所列的政策取向与具体时间也出现了反复或者超前的问题,这与国家部委及地方对于政策的理解和实施和中央政府的意图之间存在差异有密切关系。
    第一个阶段是乡村工业化驱动下的乡村转型,约发生在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城乡体制性隔离的环境下,大量被解放了的富余劳动力结合乡村原有的产业基础、低廉成本和外来的技术,在城市之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乡村工业化的道路,乡镇集体经济也一度占据着全国工业生产的半壁江山。这一“户户点火、村村冒烟”的乡村工业化模式在城乡同处于改革初期的背景下,对于提高更为广阔的乡村地域的经济活力和居民收入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劣势——试图在乡村地区用低成本工业化的办法来解决乡村问题,甚至与城市竞争,其最终结果是不但难以应对现代工业化的技术、管理与市场竞争,而且造成乡村特色丧失、环境污染严重、经济产权模糊等一系列弊端。19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代工业和外向型经济大潮的到来和迅猛冲击,上述因素都构成了导致乡村工业化模式逐步衰落的深层动因。
    第二个阶段是城镇化单向主导下的乡村转型,约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乡村迁并的过程一方面是城镇化冲击下大量自然村落的消失,一方面乡村自身也兼并重组,出现了“拟城化”的趋势。相较于那些村村冒烟的散点式乡村工业,城市因其集聚型经济成为资本累积循环的首选地。另外一方面,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城市改革为“企业家型”城市政府的形成提供了制度基础,中国的城乡发展进入了一个事实上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单向要素集聚发展阶段,新中国历史上最快速和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在此阶段得以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涌入,使得空心村大量出现,乡村产业衰退、社会凋敝。为了进一步保障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以加速推进城镇化来创造更大“内需市场”,城市政府利用其特殊的以城带乡的行政体制,对辖区内的村庄进行了大量的行政撤并和空间集中(美其名曰“推进新农村建设”),一来可以腾挪出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以供给城市的发展所需,二来也可以充分发挥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新农村建设如同城市聚落形态的翻版,乡村的经济、社会、空间肌理被肢解或扭曲,乡村演变为单向为城市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的被动弱势角色。
    第三个阶段是城乡统筹理念下的乡村转型,时间约从2000年代中后期至今。进入这一阶段后,面对粗放城镇化和GDP导向下经济增长所导致的日益加重的城乡差距和社会矛盾,中央政府对城乡发展的判断发生了重大转变,认为在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我国应当进入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城乡统筹阶段,并批准了重庆和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这一阶段,全国各地的乡村规划实践配合着对乡村价值的重新认识、都市区边缘乡村消费结构转变等新的社会潮流,涌现出了诸如成都“五朵金花”、南京高淳“国际慢城”、浙江桐庐“美丽乡村”等独具乡村味的特色村庄。在城市消费需求外溢的巨大带动下,不少“先锋”村庄的人气逐步聚集、活力逐步恢复。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个成熟的城乡关系谱系中,乡村应当发挥独特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全国出现了大量以美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为主题的政府工程,如浙江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和江苏的“村庄环境整治”行动等等。

    2、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乡村?——当代乡村发展与实践刍议

    2.1 衰败与异化:两类极端的乡村蜕化形态
    当前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裹挟着巨大的市场能量,成了左右乡村发展的强势力量。乡村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这个难以回避和抗拒的市场化大潮中,在一个不够健全的城乡关系下,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中国出现了两类极端却非常普遍的乡村蜕变路径。
    第一类是衰败的乡村,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空心村”现象,这是当前中国乡村最为普遍的现象。在城市市场的巨大吸附作用下,衰败村庄原本的自组织经济、社会体系被完全打乱,面临着在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等方面的净流失。
    第二类是异化的村庄,该类村庄多冠以“乡村之名”而行“城市之实”。它们绝大多数脱胎于改革开放初期以村办企业起家的明星村庄,其发展轨迹多与村庄的强人治理有密切的联系(如江阴的华西村和天津静海的大邱庄等等)。在经历了1990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大洗牌后,该类村庄资产的集体成分得以充分保留,集体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因为优越的区位和能人力量的带动等作用迎来了产业和空间上的空前扩张。产业上,该类村庄一般引入了股权化等现代公司管理制度,政企关系从过去的“村庄型公司”转变为“公司型村庄”,在资本化运作的过程中,“农村”的身份是其获得一系列地方政策扶持的重要砝码。空间上,它们在多轮的撤村并点中兼并了周边的村庄,居民往往多达万人之众,大规模集中居住,共享高标准的城市化的服务设施。该类乡村除了在行政和产权等方面保留着名义上的“乡村”头衔,其在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建筑形式等方面实际上与城市无异,本质是一种在工业化驱动下异化了的“超级村庄”,甚至一度成为令人艳羡的发展楷模。
    衰败与异化,成为困扰我国乡村发展的一个悖论。这两种类型是乡村在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下走向城乡连续谱系两个极端的典型案例。异化乡村走上了与城市端无异的“繁荣”发展道路——但是,它们代表了中国乡村未来的走向吗?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乡村吗?衰败乡村的各种资源面临着城市的虹吸而日渐式微——难道,这些乡村注定要走向灭亡而无可避免?我们只能听之任之?要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一个新的转型框架中找到乡村作为一个聚落体系而区别于城市的乡村独特身份(rural identity)及其价值所在。

    2.2 “项庄舞剑”与“涂脂抹粉”:当前乡村建设实践中的两个指向
    应该说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对于乡村的衰弱和蜕变并非熟视无睹,特别是近年来各地从土地流转、人居环境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积极甚至是运动式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民的生活品质、增强了乡村的经济活力,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类实践从保护耕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出发,国土部门确立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基本思路,江苏省相应地在2008年推出了“万顷良田”工程。这些本应是“城乡统筹”下推进乡村土地整理和促进农业产业化的重要举措,但是在地方实施层面往往一味地追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结合“新农村建设”,出现了不少违背农民意愿、无视大量农民对城镇化的实际需求而逼迫农民进城上楼的案例。本应有利于“空心村”治理、统筹城乡节约土地的良策,最后的实施绩效却演变成了统筹乡村资源来为城市服务的“变奏”——执行者表面上在执行上级要求的惠农政策,然而实质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一涉农政策并没有回到农村、农民、农业的本体之中,仍然带有明显的支持城市的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真正从农民利益和乡村主体出发的乡村实践。
    第二类实践是当前在全国普遍推广的以沿海一些发达省份为代表的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仔细研读相关文献和规划实践,我们不难发现这类工程的实施重点在于改善提高包括交通、饮水、环卫、绿化、通讯等在内的乡村环境硬件设施,且以城乡建设部门为主要负责部门;按照“重点村庄+全覆盖”的侧重,对乡村的环境整治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要求。这类工程多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城镇化水平较高、政府财力相对充裕的省份,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联合行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避免简单的撤村并点和大拆大建,在工作方法上更加注重农民的意见,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受到了农民的欢迎。相对于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物质空间是政府能够有效推动并在短期内发生显著改变的一大要素。但从长远来看,重在表面环境整治、单纯“涂脂抹粉”型的乡村输血并不能作为长效机制,无法从社会经济等深层动力机制上解决当前乡村的问题。超越简单的乡村物质环境建设,我们更需要从整体性角度,找到一套让乡村能够形成价值回归、社会认同、自身造血、走向繁荣的转型机制。

    3、压缩城镇化环境下的乡村转型——中国乡村发展的双重背景

    中国的乡村转型,除了受到“三农问题”自身的影响外,城乡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探讨维度,尤其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城市中国”的背景下。相较于西方国家,当前中国的乡村既面临着当年相同的问题与挑战,也脱离不了当前中国压缩城镇化的基本国情背景。
    西方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与乡村的自我转型之间有着明显的时间差。虽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探索城乡协同发展之路,但工业革命以来的快速城镇化使得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乡村依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直到二战结束后,随着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精英和资本向乡村地区回流和扩散,才重新带来了乡村的复苏。在一个平缓稳定的城乡关系下,战后至今西方国家的乡村发展遵循着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的基本演化路径。
    西方国家的乡村在“后生产主义”时期发展所面临的乡村消费、粮食和食品安全等机遇与挑战,如今在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同样出现。当战后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并在1970、1980年代基本完成城镇化过程之后,西方国家乡村的发展基本在一个城乡人口稳定配置的状态下进行,因此乡村的转型基本围绕着农业与乡村的关系演变,农民的身份转变等社会问题并不突出。而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压缩城镇化的环境说明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内外挑战,使得我们不能走一条先任由乡村衰败然后再回头收拾的传统城镇化之路,而是必须通过城乡统筹同步实现城镇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历史(包括西方当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没有给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的艰巨道路。
    如何回答我们这样一个古老民族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愁”之惑,需要我们在当今中国宏大的经济社会背景中去发现乡村的真正价值,主动、积极地保护好、建设好我们真正需要的乡村。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双重背景下,乡村应当具备一个包括农业生态承载和社会文化调节的双重价值——乡村是传统文化、传统建筑、传统格局的载体,是保持传统农业循环经济特征的有效载体,是发展农业和农民庭院经济的基础,是国家的一种社会资本,也是包括广大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在内的民族文化之根。

    4、“乡村复兴”的提出及其基本内涵

    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乡村文明的原本地位与现今乡村的异化或衰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以及乡村在未来的“城市中国”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并不是简单地追赶城市的线性乡村转型所能涵盖的。超越过去的传统转型路径和当前表象的乡村环境建设,我们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乡村复兴”的概念。藉“复兴”这一概念,期待未来的乡村发展能如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重新发扬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光辉文明那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改变乡村在城乡关系中的被动角色,真正发挥乡村应有的价值,重塑乡村原有的辉煌。此外,“乡村复兴”这样一个基于中国国情的本土概念,也与西方今天正积极进行的“城市复兴”形成一种有趣的对比。
    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从外在而言,乡村在城乡聚落的连续谱系中具有独特而又显著的地位,让乡村回归乡村,在文化传承、生态维育、食品供应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对城市形成平等互补、互相支持的关系;二是从内在而言,在前述的城乡平等的互补关系下,乡村内部能在经济、人居、治理、农民生计等方面实现自给与繁荣。显然,超越简单的新农村建设和表面的物质环境整治,重赋乡村产业活力、重振乡村文化魅力以及重组乡村治理结构等等,都应该成为乡村复兴更本质的重要内容。从内外两个方面看,乡村复兴的上述内涵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一个在内部拥有良好传承的乡土文化、对环境低冲击的产业发展、自治有序的和谐乡村,也必然会在某些方面对当今的城市时代产生独特的意义,从而让乡村对城市反向输出不可或缺的价值。
    在动力机制上,乡村复兴离不开“三农”要素的重新定位和活化流动。传统的乡村中,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的关系是锚固不变的——农民住在农村,从事农业。而乡村复兴背景下的“三农”应该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各自领域中活化流动和重新分工重组后再进行多元形式及多元价值匹配的结果。从事农业生产的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也不仅仅是传统的种植业,而是可以与二产和三产发生进一步结合并衍生出新型的业态;乡村也是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概念,成为城乡连续谱中不可或缺的、低密度的、具有独特文化与景观价值人居形态。总之,在新的城乡关系下重新定位和演变的“三农”要素,共同构成了乡村复兴的要点。

    5、乡村复兴的多元形式

    在乡村复兴的内涵下,作为这一概念在实践中的外延,乡村发展的具体形式应该在产业、资本、治理、文化等方面具备多元的特征。从内涵到外延,制度、地理、规划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并存的当代中国乡村,多元性表现不仅是乡村丰富多样的历史人文、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等要素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城乡视角下乡村发展的外在要求——以乡村的多样性来“对冲”工业化城市的标准化景观、同质性文化之弊。
    乡村复兴的多元性首先体现为乡村产业的多元,这些多元的产业形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就是符合环境低冲击的基本取向。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的一村一品、农业景观、田园文化越来越变成稀缺资源,从而带动乡村超越工业化阶段,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乡村的体验式消费日益成为新的热点,这类“后生产主义”的乡村三产发展在我国不乏成功的案例。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消费调整引导下的乡村复兴,并不意味着忽视粮食生产这一“生产主义”的乡村价值。在当前越来越强调“粮食主权”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的粮食安全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保障粮食生产也应该是未来中国广大乡村一个最基本的功能(但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所有的乡村都要保障粮食生产)。如何规避西方已经走过且我国业已出现的农业生产的污染问题,如何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情况下以家庭为主体实行适度的规模化经营,都是未来值得重点研究的课题。
    其次,乡村复兴的多元性还依赖于多元化的资本进入乡村。对于大多数乡村而言,如果仅仅依靠有限的农业资本自我积累和循环,仅仅靠留在农村的“386199部队”,是根本无法实现乡村复兴的。国内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对城市资本进入乡村抱着一种怀疑甚至拒绝的态度,认为其可能会变相地侵占农民的土地、从事房地产开发、促使农村“城镇化”,但事实上我们要看到,当年如果没有逆城市化带来的城市资本及城市精英下乡,也根本不会有西方国家后来的乡村复兴,亦不会有我们在欧美见到的美丽、富裕、文明的乡村。资本本无罪,也不应该恐惧城市资本,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引导多元资本进入乡村复兴的渠道、方式和投资领域,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和规划的完善来规制资本有违乡村价值的逐利行为。
    第三是乡村管治的多元性。如果说中国城市中由于“公民社会”的薄弱,使得西方的管治理论并不能简单地套用到城市政体研究之中,那么在乡村领域,我们则具备鲜明的自治传统和高度自治化的基层现实。在乡村经济的转型中,中国广大乡村的管治结构实际已经发生了很多有趣的变化。在政府管治比较强势的苏南地区,政府介入建立在村集体之上的公司化主体已经成为乡村经济发展和物质环境建设的核心,也充分吸纳了当地的劳动力。在河南的郝堂村案例中,乡村管治中则加入了更加多元的主体,NGO作为一种专业化的微盈利组织介入乡村建设——它们从乡村内置金融入手,通过资金引导建立村级养老基金分红机制,首先促进了乡村凝聚力的提升,进而促进了乡村物质建设和经济活化。这些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先锋性的乡村管治模式,其未来走向还有待我们在实证中进一步观察、探讨和总结。
    最后,文化上的多元性也是乡村复兴多元形式的重要表现,主要涉及乡土地域建筑的保护、地域文化的弘扬、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等多个方面。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理差异巨大,西递和婺源毫无疑问是非常美丽的,但是不能因此将全国各地的乡村都打造为千篇一律的西递和婺源,这样做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毁灭的行为。在“后生产主义”乡村中,因地制宜地保持乡土文化的多样性,最大程度地挖掘和传承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并且将其有机渗透到乡村现代生产与生活之中,是在乡村实现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的必由之路。

    6、结语

    如何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型城镇化,乡村问题可谓至关重要,甚至会影响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在当前中国“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并存的乡村转型背景和时空压缩的城乡关系下,乡村具备农业生态承载和社会文化调节的双重价值。展望未来的中国乡村研究,还需要通过更宏大的思考语境、更深入的田野调查、更翔实的实证案例,去探寻乡村复兴多样而具体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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